陈姿

进入专题： 儒家 两个结合 。

四家诗是子夏一派的传承，而子夏一派之所以传播力度最强，是因为政治力量的推动。李先生推断《诗论》的作者是子夏，主要是根据传世文献中孔子删诗、授卜商（子夏）的记载，并没有考察《诗论》的写本情况。

沈约《晋书》记载出土的汲冢竹书有七十五篇，而另一种王隐的《晋书》则记作七十五卷。子书为私家之著述，以交流运用为目的，故一般篇幅短小。《曾子》有部分流传下来，保存在《大戴礼记》中有十篇，《礼记》中有《大学》一篇（疑似者有《孝经》、《礼记·曾子问》、《孔子家语·王言》），而《漆雕子》《宓子》皆散佚不传。（作者：伏俊琏，系西华师范大学国学院教授） 进入专题： 《子羔》 孔子学说 。学者已经注意到，出土的阜阳竹简《诗》、尹湾汉简引《诗》、海昏侯墓出土《诗》简，都不属于四家诗任何一家，说明当时流传的《诗》种不止一家，未入官学者就不能载之于史书。

《子羔》篇讲古史传说，讲人的德行胜过出身。余嘉锡《古书通例》说：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孟子·万章上》曾记载有孟子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的表述，对此，朱熹的解释是：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4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204页。[12]通过这种解释，朱熹将传统的天范畴纳入了理学轨道。按照程颢的说法：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史料记载，朱熹50岁时做南康知军，在给南宋最高统治者的上书中，朱熹说道：臣尝谓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

为了防止土地兼并之风的蔓延，朱熹提出行经界、正版籍的主张，建议朝廷核实田亩，绘图造册，重新把土地界限划清楚，以此消除时弊，减轻百姓的负担，调动他们生产的积极性。尤其是土地买卖导致了社会成员对土地占有的严重不均。

[23]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18页。[38]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7页。反之，君心不正，王道不明，祸乱必致。[⑥]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7页。

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针对当时土地兼并导致的社会矛盾，宋儒普遍主张恢复三代的井田制度以解决当时的政治经济难题。如果不针对条件变化而拘守古圣先王的法度，就无法取得天下大治之效。[37]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53页。

可以说，对于理学家而言，一方面，挽救社会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提升君王道德境界，通过格君心之非，使皇帝自觉约束权力的过度膨胀，认同并遵守儒家学说所宣扬的纲常名教、道德规范。而反对聚敛，就是制定一切政策和分配的出发点要以关心民众的福祉和利益为出发点。

朱熹认为，君主心正则事正，有仁心才有仁政。更为重要的是，朱熹在阐释理一分殊时，不仅是指在宇宙自然状态下存在的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它还指在社会伦理与政治规范意义上的关系。

为此，朱熹提出必须节省开支，反对奢侈浪费，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效益。可以说，在理学家的政治理想中，纲常流行、君仁上下各尽其道，各得其宜，整个社会秩序井然，和谐一片，也就是天理的完美呈现。[24] 肖永明.《北宋新学与理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6页。对此，余英时曾指出：道学虽然以内圣显其特色，但‘内圣的终极目的不是人人都成圣成贤，而仍然是合理的人间秩序的重建。[③]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24页。再次，开源节流，救荒恤民。

[11]必须指出，在传统儒家学说中，天具有无所不包的、至高的、客观的、绝对的、唯一的等含义。[36]（美）田浩.《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0-125页。

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④]。[18]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3962页。

然而，现实中如果对社会特权阶层的现有利益加以强行均贫富，其后果无疑造成他们的不满和反抗，从而加剧社会危机的总爆发。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和二程一样，也将天理视为治国之道，不过，以天理论为核心的理学思想体系的证成与建构实际上是由朱熹来完成的。

与此同时，他又倡导恤民与救荒。[5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224页。这样一来，从形上层面过渡到形下世界，无论物质世界的自然之理，还是父子君臣的人伦之理，都是天理本体在人间世界的真实映射，所谓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⑤] ，又曰：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⑥]。[②]事实上，天理的概念在宋代及其以前就有人使用，但直到二程、朱熹等理学家，才将天上升至理的高度，使天理成为哲学的核心命题。

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与共之，犹虑有不获者，况皆不恤，而惟自丰殖，则民安得不困极乎。理一分殊虽然是程颐最先提出来的，但朱熹在继承程颐的思想并将其发挥引申的过程中，构建了一个系统更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为理学解决统一性与差异性的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39]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50页。而在具体的实施当中，朱熹提出，为了防止饥荒发生之时可能造成的社会混乱，需要建立一种救荒的储蓄之计，即设立社仓以备荒年救恤贫民，丰年则敛之，凶年则散之，恤其饥寒，救其疾苦[51]。

因此，朱熹理一分殊思想的阐发往往是哲学角度与伦理角度兼而有之，并未截然区分，而在伦理道德上的体现又包含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模式，也是宗法社会的理论反映。[23]在二程看来，只要君主努力进行道德修养，具备了至诚仁爱的德性，则必然教化大行，人心向道，一切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也自然迎刃而解。

[21]上文提到，宋代理学家之所以在哲学层面讨论天理、心性等抽象问题，其目的并非仅在哲思方面存在兴趣，相反他们的最终落脚点仍然在于现实政治。不仅如此，在两宋儒学的政治思想中，理学家积极致力于王道理论的建构，王霸之辩成为当时人们讨论政治话题的核心。和荀子一样，朱熹看到了国家（君）和百姓之间是源与流的紧密联系，国家的贫富取决于百姓的贫富，二者相互统一乃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除此之外，在关注百姓生活和民生福祉上，面对北宋社会沉重的赋税、徭役和田租将百姓压得苦不堪言的情景，二程发出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的呼声，积极主张减免百姓赋税，减轻农民负担，多做惠民、利民的实事。

这一传统同样在朱熹那里得到体现。也就是说，想要保持政府财政的平衡，不能开销无度，还要推行节用与恤民等方针。

和所有宋代儒家士大夫一样，朱熹也非常重视广大庶民的生存问题，为此，他本人还亲自写过一篇《劝农文》，强调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说：窃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此种逻辑的运行，彰显的是形上与形下的彻底贯通，也是理学思想与人伦道德的实现与对接

终唐之世无三纲者，自太宗始也。在这起著名的学术公案中，朱熹与陈亮讨论的焦点是关于如何评价汉高祖与唐太宗的道德动机与事功效果。